日本統治臺灣時，已經開始依賴外米，臺灣總督府選擇糖業為主要發展重點；而日本合併朝鮮時，日商已積極投資米作部門。在 1920 年之後，日本糧食政策由依賴外米轉向自給，因為這個政策，臺灣的米作有不同的地位。兩地的米穀增產皆運用科學化手段，經歷各自歷史上最有系統的技術改良，朝鮮部分還稱為首次集中、大規模的農業開發。臺灣經歷在來米與蓬萊米改良兩個階段的米作發展，在生產上維持本地資本的投資，在米穀流通上臺灣商人保有相當影響力。朝鮮總督府則鼓勵日資投資，佈局於移民、土地投資、浩大的水利工程與流通，兩地呈現明顯的差異性。本文透過日本在臺灣、朝鮮殖民期間的米穀政策、投資、生產模式、技術、米穀流通結構等課題的比較，分析日本對殖民地的資源佈局，農村社會組織差異性，米穀生產、移出與殖民地自身的糧食供應情形，以及對社會經濟結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