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宋大亂之後，士人對新政權所抱持的看法各不相同，有的慶賀，有的懼怕，同時又因久受元朝統治，故有許多讀書人選擇隱居，不願出仕，這與傳統「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是很強烈的對比。到底元朝的遺民是要忠「君」還是愛「國」？此即牽涉到元代政權的正統性，其背後的關鍵即是夷夏觀念的民族思想。雖然，在元至正廿七年時，宋濂代撰了〈諭中原檄〉（註１），嚴格區分中國與夷狄之別，但這是一篇檄文，而且深究其內容，重點實在於天命及元無道二者上，意義及理論架構比不上方孝孺在洪武七年所作的〈釋統〉三章（註２），這也是歷來對方孝孺重視的原因，但談論方孝孺者，雖有論述其政治思想者，卻沒有對其正統論有更進一步的探究，因此引發我的寫作動機，希望能將方孝孺的正統論作一整理，並探論其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