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先生對陽明後學流弊曾提出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為陽明後學流弊是「人病」，而非「法病」。若是，則陽明學本身理論具足，後學者的偏失都是未能真切體會陽明學故。另一為陽明後學流弊乃因陽明對性天之尊的體會稍虛歉，致使後學者在實踐上提不住。若是，則陽明學則有「法病」。對牟先生這兩種不同的判斷的反省，筆者在李明輝先生所著的《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一書中得到靈感，並由此藉康德倫理學來順成陽明學的內涵：通過康德的「歸罪判斷」，筆者提出陽明將人之不善歸罪於良知之說是矛盾的。又，藉康德論「根本惡」，筆者提出陽明言「意」此一概念，很能作為陽明學對於人不善之由的說明。最後，通過這些論述，筆者認為可以解決兩個問題：一為解決了雙江等人對已發良知不足恃之擔憂，另一則為陽明後學過度自信良知而流於情識，提供一個更為謹慎的工夫意涵。且同時回應牟先生的說法：首先，陽明後學的流弊或許不只是「人病」；陽明論人之不善，乃良知之過失，此是有矛盾的。其次，陽明後學流弊，或許可以不從陽明對性天之尊的體會稍虛歉說下，只需從根惡對人的影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