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先生曾評論黃梨洲所認為王塘南（時槐，1522～1605）詮釋「良知」是「最為諦當」的說法，其說：｢師泉塘南雖對于良知之知之了解較之雙江念菴為諦當，然而卻不能如黃梨洲所云『最為諦當』或『未有如此諦當』。」究竟牟宗三先生是從怎樣的角度來詮釋王塘南的思想及其在「陽明後學」的定位呢？又，有否其他的可能發展或進一步討論的餘地呢？本文認為：牟宗三先生主要從王陽明的「良知學」及劉蕺山的「以心著性」作為座標而析論王塘南的「透性研機」思想，指出王塘南的思想乃是偏離於王陽明思想而應納入於「非王學」一路，此是諦當的判語；然而，假如從「陽明後學」的問題意識來看，則王塘南的「透性研幾」實有救弊的意義，而其提出「透性研幾」在實義上自有其工夫論意義的缺失，卻仍然有其時代的意義，如此，即可理解牟宗三先生與黃梨洲對於王塘南「透性研幾」的評價之落差理由，也能夠透現牟宗三先生判語的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