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歷代大部分的知識份子而言，儒家經典在其心目中具有相當崇高的地位。隨著科舉制度轉繁與道學的發展，儒家經典遂帶有「夫子自道」的個別性色彩。此特色到明代，可謂達到高峰——《大學》版本的擇取，甚至意謂著理學家的思想立場與工夫進路。明代採《大學》古本，雖非陽明首開其例，但配合良知之教的思想，的確成功地扭轉了朱學獨大的學風。值得注意的是，「古本」？抑「改本」？看似對峙的兩造，卻隨著朱王（陸）之辨的時代課題，出現一「朱王折衷」的《大學》經解，意即當時的知識分子在共同的對話場域——經典，朱學與王學是無法劃清界限的。本文擬從王順渠的《大學億》著手，這是因為王順渠本人的多重身分，引起筆者的關注：既是陽明早期的門生，後轉向朱學陣營，最後為黃宗羲收編於甘泉學案中，透過探究此書的內容，除了呈現此時《大學》經典詮釋的多元面向，並藉此闡述作者的思想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