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代》周刊的九六年風雲人物由何大一（David Ho）當選，象徵著愛滋病*之病情控制甚至治療漸露曙光之際，在非州與亞州的窮貧地區，該病之蔓延卻是方興未艾。在未來的歲月，愛滋病是否依然是一種「道德病症」？如果是，則它之與貧窮掛鉤又是否標誌著感染者將進一步被標籤？以現代社會主流價值觀念將財富視為一項重要道德指標之總趨勢來看（註1），未來地球上「南北」之分野在愛滋病概念之社會建構的介入下，有可能引申出道德水平上南（低）北?有可能引申出道德水平上南（低）北（高）的歧視和本質主義式的實化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