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聯合國發表「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宣言」，指出人類的經濟發展，已對環境造成傷害，並主張「自然保育，包括野生動植物，因此應該納入經濟發展計畫的重要考慮。」同年，唐妮菈米道斯（Donella Meadows）等人合著出版《成長的極限》一書。作者在2004年第3 版出書時，以人類生態足跡」的概念，說明在2000年時，經濟發展已經超過地球承載能力的20%。

1987 年，聯合國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提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理念與實踐。此時，人們已注意到，為了永續發展人類的經濟，必須同時兼顧環境保護。時至今日，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平衡」與「雙贏」之說，已成主流論述。在1980年代，「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概念，隨著永續發展論而興起。此後，經濟與環保雙贏論，逐漸演變成經濟、社會、環境「三贏」的理論架構。

儘管雙贏與三贏之說，都以「互惠的利他主義」的模式，亦即，訴諸「投資環保可能獲利更多」，來勸說企業主實踐環保的利他行為；然而，許多企業主仍然猶豫不前。主流的論述認為，這是因為企業主對於「投資環保將獲利更多」這個「事實」缺乏認知，或是不懂得實踐的「策略」之故。換言之，不重視環保投資，可說是「反應遲鈍」。愛普斯坦（Marc J. Epstein）在〈從為何到如何〉序文裏主張，永續發展的價值已普受肯定，現在只剩「如何做」的問題。

基本上，我肯定雙贏或三贏這種訴諸互惠的利他主義，同時贊同行動實踐的重要性。雖然我也肯定將CSR定位在「義務」的意義與重要性，然而，本篇論文將借用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的小說《行善的誘惑》的概念來論證，在永續發展與CSR的論述上，有時將實踐環保的利他行為定位在「超義務」的美德，亦有其不容忽視的意義。同時，我將論證利他的道德情操之重要性。